■冯丽妃
最近，《自然》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将“博士生是否过剩”的议题再次推上风口浪尖。文章指出，全球博士生数量远超学术岗位供给，中国、印度等国的博士生人数更是出现“过剩”，但许多高校并未让博士生做好从事学术圈外工作的准备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一议题在国内舆论场持续发酵，但讨论的焦点逐渐偏离核心。部分媒体转载时，仅大肆渲染“博士生太多”“学术圈挤爆”等吸睛表述，并未深究其背后的事实。更有甚者，衍生出诸如“高学历泡沫”“博士生培养是数字游戏”“博士失业危机”等催生焦虑和负面情绪的文章。
中国博士生真的“过剩”了吗？这一问题近年来争论不休，答案似乎始终在两组数据间“拉锯”。
一组数据凸显规模扩张：2000年至2024年，中国在读博士生从6.73万一路攀升至60余万，20余年间增幅近10倍，叠加“论文压力大”“延毕率攀升”“毕业后高学低就、大材小用”等现象，让“学历通胀”的焦虑持续发酵。
另一组数据则突出国际差距：中国每万人中仅有7~8名博士，博士占比尚不足总人口的1%，远低于欧美1%～5%的水平，且在全球博士占比排名中，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甚至未入前十。预计未来几年，我国博士生扩招的趋势还会持续。
两组数据背后的观点看似矛盾，实则指向同一个核心问题——博士教育的本质能否仅用“总量多寡”来衡量。当我们反复纠结于60万博士生是否过多时，是否应该反思：为何芯片、集成电路、高端制造等“卡脖子”关键领域在喊人才荒？为何一些龙头制造企业开出巨额年薪，却招不到能破解生产线精密控制难题的博士？
种种现象表明，所谓的“数量过剩”，实际上是一段时间内我国高等教育与产业需求之间的“断链”反应。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国包括行业高校在内的许多大学，评价体系均围绕论文数量、影响因子等学术指标展开。同时，博士生往往被当作未来学术界的“接班人”培养。这种单一目标导向使得博士生培养逐渐沦为“论文生产线”，忽视了产业界对高端人才的多样化需求。
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所言：“博士生‘僧多粥少’的焦虑，是我们给的‘粥’种类太少。”
为打破“学术独木桥”困局，让博士就业不再只盯着高校教职，近年来政策层面已作出调整。2020年以来，相关政策反复强调“扩大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规模”，培养一批厚基础、实战型、能集中解决企业最急迫技术难题的高层次创新人才。以工程学科为例，自2022年起，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高校已三度扩展，清北浙交等32所高校、航天科工等8家企业入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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